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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沈江平在环宇大楼的小会客室里坐了整一夜。

    桌面上那台笔记本的光打在他脸上，映出眼底的青灰色。

    凌晨两点的写字楼里只剩空调出风口的低鸣，走廊里连保安的脚步声都没有。

    他盯着屏幕上那篇写了又删、删了又写的创作谈，手指搭在键盘边缘，迟落不下去。

    赵之章让他写创作谈，交代来源、走访、人物原型和这几年写作的变化。

    话听着体面，

    落到沈江平这里，却像把上一届鲲鹏奖得主按回了答辩席。

    但沈江平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篇创作谈真正的任务只有一个：

    让那些被标题吸引进来的读者，带着一种对作者本人的同情和敬意，重新点进《津城三两事》的正文。

    他开始写。

    “……前年冬天，我第一次走进津城北郊恒棉三厂。

    停产公告贴在厂门口第十七天，值班室的考勤表没有撕，车间里半截白纱挂在机头，空气里还浮着细碎棉絮。

    厂办的人带我穿过登记处时，几个老工人正排队签安置表，圆珠笔压在纸上，谁都没先开口……”

    他写得很慢。

    每一段都在心里过了两三遍才敲下去。

    走访确实是真的。

    那个冬天，他托环宇地方渠道联系了厂办，

    跟着一名留守干事进了津城北郊恒棉三厂。

    他真正待在核心车间的时间，只有大半天。

    外围走访、补拍资料、整理采访全算进去，也只够四天。

    四天实在太薄，根本撑不起“现实主义长篇”这几个字。

    可他很清楚，创作谈可不能只有四天，

    四天写出去，读者会怀疑他的根。

    评委看见，也会迟疑。

    所以他必须把四天写厚，写成一种长期注视。

    读者未必愿意听作者如何诉苦，却愿意相信一个人曾经认真抵达现场。

    只要这个印象立住，他们就会重新给正文一次机会。

    他没有凭空捏造，只把每个细节往前推了一寸。

    推到读者最容易心软的位置。

    他把等厂办留守人员开门的二十分钟，

    写成了在零下七度的传达室外等了两个小时。

    他把一名退休女工反复摩挲旧厂牌的动作，

    写成了她在采访最后说不出话，只把厂牌攥进掌心。

    他把连续三晚整理录音到凌晨的经历，

    写成了手指被冻得发僵，仍在车间门口补完最后一页笔记。

    这些细节都有原型，

    只是被他拉长、加重，压成了读者更容易相信的现场感。

    凌晨五点半，三千二百字的创作谈终于定稿。

    沈江平通读了一遍。

    开头克制，中段动情，结尾升华。

    节奏把控得恰到好处。

    最后一段，他写下：

    “一座城转身时，先停下来的也许是机器，

    但最后疼起来的，却是普通人握了一辈子工具的手。”

    他靠回椅背，盯着最后一段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他满意，却仍压不住心口那点发紧。

    这篇东西，至少能让一部分中间读者重新给《津城三两事》一个机会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凌晨的京城还没有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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